我的博客

现在大家都忙，恐怕你也不例外；有媒体说，中国人现在成了世界上“最急躁、最没有耐性的地球人”，我们当下的社会也普遍进入了一种需要图片不断刺激眼球，激发求知欲和触动麻木神经的所谓“读图”时代，你也有可能被挟持进把浏览电脑“读图”当作最主要甚至是惟一的“阅读”的行列。因此，我决定把这题博文剪贴在这封邮件上，你可以试着将它们当作我们的通信来晃上一眼。当然，这可能会对博文的连贯性、完整性形成影响，你愿意去我的博客蹓跶蹓跶也行。还是以前那个地址，记得你曾去逛过，有几次还承你留过几句评语——我有好几题博文，迄今就还保持着“阅读”的“（0）”纪录，也就别指望获得“评论”“收藏”和“转载”了，而你留下的那几颗字，就同时刷新了其中的两项指标，尽管我始终没有体会到它们的作用或者说意义。但我9月11日的这题博文，刚刚

159.我愿意坦白，作为编者，我一直对“商人”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偏差，即我坚持认为他们都是重“利”之人，就算我们无由将其“轻别离”纳入社会道德的评判范畴，但“利”“义”却又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悖论，“利”的获取，伤“义”损“义”，自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结局。而事实上，除了教科书先入为主的耳提面命的灌输，我们或耳闻目睹或道听途说获得的种种感受，也在为这一认识在我们思想意识中的牢固盘踞，提供着充分而足够的证据。

那么，即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苛求“商人”的重“利”，但我对“商人”的警惕却很难因此而稍有更辙，甚至，这种情绪已经成了一种本能。因此，两三年前即听说到李当明先生在本文中如此之重“义”的表现之时，我仍然毫不为之所动，不予置理。

就让我采用这种老套的叙述方式吧——认识许义明老师，应该有十年了；但着实，我已忘了到底是一个怎样具体的日子和一个怎样具体的场所，以及到底是在他任职所在的那道思南水滨还是我谋食栖居的这方铜仁城郭。毕竟不是一个大地方，而且依照耳熟能详的说法，快捷的现代通讯也早让我们天涯若比邻了，因此之前，我肯定已经如雷贯耳着了他的“大名”。相反亦然，弹丸旧府，他亦有理由“久仰”着我的名号。很久之后，我知道了他以“言行如一·表里如一”之意取“两如楼主”作斋号之名，那么我们第一次见面他让我见识的就当是他的“表里如一”吧：仿佛也握过手，却并没有如我习惯遭遇的那样，例行要说几句言不由衷、让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的客套话，而只是——果然，他接着便很随意地说，他听说过我，学中文的，读书的时候就发表过小说。云云。

　　脑溢血也好，心肌梗塞也好，聂圣观耳闻目睹获悉的信息是，只要你不小心惹上其中一种，它们根本不作任何暗示任何提醒就可以突然让你离开这个世界。而廖医生偏偏二疾并患，那么他的猝然倒地，就更应该是一桩情理之中的事情。
　　聂圣观后来了解得知的具体情形也是，当时廖医生正在从城郊出诊回城的途中——司机说他先后听得廖医生接过两次电话，最后一次话筒里分明就有尖利的玻璃碎裂声隐隐传来。他下意识地从反光镜里瞟了一眼，碎裂的玻璃一时撒得廖医生满脸焦躁。他说，他是知道廖医生的大名的，到点时还曾少有地主动下车来搀扶过他。还说，他最初以为是廖医生摆架子呢，临到门口竟也没听他说出一个谢字，而类似的场合，仿佛还应该邀他进门去坐坐才对，因为他听得的对廖医生的称道，就包括他的谦和为人：他既对病人不论贵贱地一视同仁，对他本人得到的搀扶礼遇似乎也不应该以为理所应当；就仅仅抬起手朝他摇了摇，意思是我到家了，你回去吧。司机说，他当时还想，就算你发出了邀请，我也是不会进去的，因为车子旁边明显已经候上了一个人。

我容易忘记很多本不应该轻易忘记的事情，这经常让我懊恼不已；但有些事情却让我记得很清楚，比如某一年我似曾说过，待徐成淼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的时候，我负责承头，邀约几位他较为得意的学生——当然也必须是我一直相好着的，一起来搞一个“纪念”的活动。

只是，我也已记不得是何时说出这一打算的了。

而去年，正是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我也偏偏还记着那个没有践行的打算，这就让我感觉着双倍的沮丧；而且，我甚至还有一种轻诺寡信，向一个值得我一生敬爱的老人行了骗的负疚感。